觀念的混找九宮格濫與文明意識的貧乏——評康曉光的暴政與儒化（余健文）
作者：余健文 近日讀友人傳來康曉光傳授「我為甚么主張儒化關于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守舊主義思慮」長文。覺得其論理頗迂回波折﹐整篇文章充滿了荒謬怪誕之辭﹐概況觀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但是其目標不過是要為現政權之專制披上華麗奪目的外套。本來依靠權力反對平易近主不受拘束的幫閑之論﹐觸目皆是﹐不甚值得批駁。不過﹐作者自稱以中國文明﹑儒家精力來批評「不受拘束平易近主主義」﹐進講座場地而提出以道統﹑學統﹑政統三位一體建構所謂「暴政」的藍圖﹐彷佛有代圣人立言為萬世開承平之勢。但細觀其「暴政」﹑「三統」﹑「禪讓」等所謂「1對1教學傳統觀念」瑜伽場地的內涵﹐實與正宗儒家精力背道而馳。在中國文明備受誤解的本日﹐此文更使人對儒家產生莫名的厭惡之情。康傳授批評古人一是「平易近主完善科學」﹐一是「儒家萬惡科學」。我想真正「平易近主完善科學」者并未幾。但康傳授自命為儒者﹐並且要奉行「暴政」﹑要「儒化」中國﹐但是其言論只是竊取儒家之片言只語﹐妄意加進本身之內容﹐其論理與儒者之言絕不相關﹐更與儒家精力南轅北轍。假如以康傳授為真儒者﹐則人們「儒家萬惡科學」亦不無事理﹐亦非科學也。是以我以為任何認同儒家精力﹐愛惜中國傳統文明的人都應起而辯正之﹐并鄭重的敬告眾人﹐「儒家精力并不反對平易近主與科學﹐平易近主與科學乃儒家文明性命向前發展所必定的請求﹐也是每一平易近族心靈向前發展的必定請求。」任何假儒家﹑守舊主義之名﹐以反對平易近主政制﹐反對科學感性者﹐乃為曲迎權力之論。他們實為君子儒之末流﹐亦非真清楚「守舊」之義﹐只是以「反動」為「守舊」矣。 一、平易近主與暴政非對立的命題 康傳授此文的謬誤實在太多﹐要作周全的批駁﹐非三言兩語可以為之。其對平易近主不受拘束之曲解﹐已有不少人為文批正﹐在此我只想指出﹐先不問其政治目標﹐作為學者﹐作者缺少造學問基礎的剖析頭腦﹐整篇文章把一些層次分歧的觀念拉雜的并列在一路﹐胡亂對比﹐當然可以得出任何合符他的偏見教學場地的結論。康文說﹕「對于中國來說，東方式平易近主，作為東西是沒用的，作為價值是欠好的。說它“沒用”是指它紛歧定能解決政治腐敗問題，紛歧定能打破官商勾結，紛歧定能保護年夜眾的好處，也紛歧定能限制精英的略奪，相反，還有能夠帶來經濟闌珊、政治動蕩、國家決裂。說它“欠好”不是說不受拘束平易近主主義的符合法規性理論無法自圓其說，而是說它無法在實踐中兌舞蹈場地現本身的承諾，到頭來還是一套謊言。所以，我們應該拋棄它，至多不應該搜索枯腸地接收它。」所以他認為中國不應樹立平易近主政制﹐中國的前途是實行「暴政」。此等言論正表現了康傳授觀念層次的混雜與其文明意識的貧乏。我們起首要問甚么是東方式平易近主﹖假如只觀平易近主在實際政治上的運作形式﹐分歧的平易近主國家有分歧的平易近主基制﹕如普選與間選﹑共和與立憲﹑總統制與內閣制等等﹐又豈只要東方東方之別﹖「平易近主不受拘束」有其文明的涵義﹐是超出的精力的價值﹐與科學一瑜伽教室樣﹐平易近主是人類文明的「共法」﹐非東方之專利。以平易近主為東方獨有﹐是對人類歷史精力發展的無知。康傳授只能以東西實用的角度來看文明﹐其所言之價值也只是東西的價值﹐以此缺乏以論文明。 康傳授所言的「暴政」是甚么﹖他說﹕「孔子說“仁者愛人”。“仁”就是那種愛人之心。甚么叫“暴政”？說白了，暴政就是仁者行政。」假如如康傳授說「仁」只是愛人之心﹐那么儒家的「仁」與耶穌的「愛」有何分別﹖孔子在「論語」中言仁者超過三十條﹐除了「仁者愛人」外﹐他也說﹕「巧舌令色鮮矣仁」﹐「唯仁者能大好人能惡人」﹐「觀過斯知仁矣」﹐「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低廉甜頭復禮為仁」…。孔子言「仁」豈可以「愛人」一語歸納綜合之。仁當然包容愛人之義﹐此愛人之仁為「仁義禮智信」諸德目之一﹐孔子把他們都統攝在「仁」之下。儒家言仁﹐有其超出形上之意義﹐仁者為本體宇宙論生化之廣泛之理﹐故云「生生之謂仁」。儒家仁義并舉﹐仁者﹐理之本然﹐義者﹐理之應然﹐故能「踐仁知性知天」。以仁為愛人之心﹐是看文生義﹐是混濫了本體之仁與作為德目之仁。其所謂之暴政﹐不過是「愛人者行之政」﹐此為狹義之「暴政」﹐康傳授說得的確很白﹐但無實義﹐因為不論在任何的政體下﹐為政者都應當以愛人之心施政﹐這是事理之應然。 「平易近主」是一種政制﹐在政治上屬第一義的層面﹐其對比是君主專制﹑極權等政治軌制。狹義之「暴政」是二千多年前儒家在一個君主專制的王權政制之下﹐不得已而提出之政治請求﹐盼望以此來約制君主無限的權力﹐這乃是權法而很是道﹐亦只及于治道之末而未及于政道之本。平易近主政治恰是對治以往政權更替之無常法的問題。先儒專心每至此而窮﹐但這并非表現平易近主與儒家思惟基礎相違。儒家尋求的恰是個人價值向社會之廣泛化﹑客觀化﹐人性之尊正表現在品德的自律上﹐而平易近主政制之本質精力﹐恰是一自作主宰的精力。故平易近主政制亦是儒家精力不容已之發展﹐而非東方之專利。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上﹐分歧平易近族的平易近主政體﹐當然有其分歧的表現方法。故平易近主與交流暴政之關系﹐以儒家之語申之﹐平易近主政制為體為本﹐暴政為用為末。真正以國民為本之主政者﹐施暴政之極于平易近﹐最終亦必有能悟平易近主為必定之終極發展﹐此為「即用見體」。故暴政實可融和于平易近主政制之中﹐康傳授不明「權」與「經」之別而以之為一對立的命題﹐是混濫了分歧層次之概念。康傳授對其所謂作為「未來中國的軌制框架」的「暴政」也的確參加了一些「新」的內容﹐他說﹕「暴政舞蹈教室是一種“混雜政體”。這種政體把君主政治、寡頭政治、平易近主政治的要素混雜在一路。」它包含一些要素﹕「善良的權威主義、市場經濟、法團主義、福利國家、孔教。」但是﹐這只一些政治學概念的湊集﹐說不上甚么新內容﹐更缺乏以成為軌制。本儒瑜伽教室家超出義之仁而言的暴政﹐則不只是狹義的「愛人者行之政」﹐更不應是「善良的權威主義」﹐而必定是符合人心之不容已的平易近主政治。 二、本質與現實的混濫 康傳授于文章中反復提出「東方式的平易近主不克不及解決當今中國一切的問題」。這也是多數反平易近主者之理據。先不論當前中國之問題是甚么﹐此一命題自己在邏輯上是不克不及成立的。平易近主政制并不是解決普通問題的方式。當然有些時候我們有紛爭不克不及解決時﹐亦可訴諸平易近主表決﹐但那是平易近主在現實上的運作﹐而不是這里說的保證政權私有的平易近主政制。平易近主政制是本于人精力上自作主宰的請求之不容已﹐發之于社會國家﹐以期必達于合符本體精力之政治軌制﹐此為解決人類政治體制之最基礎問題的方式。也就是「以致仁年夜義立千年之人極」之邪道。平易近主之下更涵攝了不受拘束﹑同等﹑人權運動等諸內容。故以平易近主為一時解決問題的辦法﹐恰是不清楚平易近主的表現。當前社會﹑文明﹑經濟﹑政治等問題﹐屬于現實層面之事﹐其解決的辦法也就是儒家所謂的廣義的「外王」之道。而發展「外王」必賴于平易近主與科學。牟宗三師長教師說:「科學知識是新外王中的一個材質條件﹐可是必得套在平易近主政治下﹐這個新外王的材質條件才幹充足實現。」所以在專制(那怕是最開明最善良的專制)政治之下﹐對教學場地所謂「當前的問題」只能修修補補﹐所謂「牽補過活」﹐不成能有最基礎的解決。只要在平易近主軌制下﹐發展外王之道才有保證。「當前的問題」才幹獲得最基礎之解決。何況所謂「當前中國面臨的問題」也恰是專制政權引發而生者﹐決非平易近主軌制下產生之問題。康傳授以此來反對平易近主﹐支撐獨裁統治﹐恰是不明本體與現象﹐是混濫了超出之最基礎與現實之表象。 為了否認東方平易近主社會同等的觀念﹐康傳授將分歧層次的同等混和在一路﹐他將人生而同等的人在價值意識上之同等超出的同等﹐與人的天然性命中才質的不服等﹐及現實社會所引生出來的各種不服等平列對比﹐由之以導出東方平易近主國家(american)與中國之極權專制社會同樣不服等的結論。其實這也不是康傳授自己的「真知灼見」﹐近年來中共在響應東方國家對其人權狀況的批評時亦以此反駁。東方平易近共享空間主社會的同等觀念﹐重要立根于超出層面﹐以此引申出人在現實社會中理應享有的基礎權利(人權)。現實社會上的各種不服等﹐必賴于此超出之同等而作公道的對治。人生而同等的家教崇奉講座場地﹐在東方其本源是天主以其本身之抽像創造人﹐因此人是有尊嚴的存在﹐在天主眼前人人同等。在正宗儒家的觀念中﹐人之同等立根于孔子之仁教﹑孟子之性善與陽明之知己即天理傳統。正因為現實的人權在中西的文明中皆有其超出的根據﹐所以人權意識是普世的價值。康傳授以儒者自許﹐竟以人的才質之有智愚﹐以社會發展引生的經濟上之貧富分別﹐以平易近族歷史發展引生之種族紛爭等來混淆平易近主社會與專制社會之別﹐進而否認平易近主人權﹐這個人空間正表現他對于孟子「天爵」「人爵」之別亦無認識。 三、「三統」之實義 為建構其所謂「暴政」之藍圖﹐康傳授煞有介事的提出「道統﹑學統﹑政統」之論﹐以此三統之「三位一體」﹐為其「暴政」之最基礎。三統之說出于牟宗三師長教師﹐牟師長教師指出﹐本日我們檢查中國文明的問題﹐「必須扣住時代之癥結而疏導文明性命之發展以沖破此癥結」﹐在此則必須就三方面說:一﹑道統必須繼續﹔二﹑學統必須開出﹔三﹑政統必須認識。「統者貫穿承續義」。道統者﹐道聚會場地之統緒﹐此就品德宗教言﹐在東方此便是以耶教為本而樹立之人之性命常軌。在中國﹐便是以孔子仁教為中間的品德政治的教化系統。在家教過往四千年的中國﹐道統﹑政統與學統皆包括在此一系統中﹐未能分開有長足的發展﹐故是缺乏的。這是因為在帝王專制之下﹐政統與學統收縮﹐只要內圣心性之學。中國文明要向前發展﹐本日于道統﹐我們應確定先儒內圣之學﹐并以此為最基礎焦點﹐重建中國人日常生涯的講座場地軌道常道﹐以之為我們文明性命之主流﹐由此而生發我們文明之創造力。道統的不斷也就是我們「本源的舞蹈場地文明性命」之能不絕而向前開展。 學統者﹐知識之學的統緒﹐亦即學之為學的意義﹐這顯見于希臘文明中為學的傳統。在過往﹐此為東方文明所長﹐中國文明﹐于此年夜有不及。中國文明多專心于內圣心性之學﹐品德主1對1教學體彰顯而知性主體則只逗留在蒙眬的狀態。知識之學無獨立之意義﹐故邏輯科學未能樹立。本日要盡我們文明性命發展之本份﹐則應凸顯知性之主體﹐以發展邏輯與科學﹐使知識之學各成系統﹐此為學統之樹立與開展。 政統者﹐政治形態之統緒﹐也就是以歷史意識清楚到中國若何由「商質周文」發展至貴族政治﹐而至于秦漢年夜一統之君主專制﹐進而由道統之品德意識引生平易近主之本質意義﹐認識到平易近主政治為更高級的政治形態﹐此為中華平易近族歷史精力層層轉進所必定而至者。中國以往之政治以圣君賢相為幻想之治﹐此一政治形態﹐牟師長教師以為是只要治道而無政道之形態。本日我們1對1教學必當努力于平易近主政制之樹立。這是中國文明周全發展所必包容的﹐也是儒家實現內圣外王之現實的保證。于此﹐我們起首要專心于平易近主政治中諸重要概念﹐如權利﹑義務﹑不受拘束﹑人權等﹐使其實義有清楚明確的分際與界線﹐不至于混濫。知之深切﹐方能「信之篤﹐行之堅」則平易近主建國方能實現。 以上是對牟宗三師長教師三統之說的粗略說明。此中包括之義理涵蘊﹐詳見牟舞蹈教室師長教師「歷史哲學」﹑「政道與治道」﹑「品德的幻想主義」﹑「性命的學問」諸書中。三統之開出恰是「扣住時代之癥結」﹐確定平易近主與科學為人類文明之「共法」﹐「為每一平易近族文明性命發展之會議室出租天職事」﹐中國文明過往沒有發展出平易近主與科學﹐其未來必須由本身的文明性命發展出來。康傳授盜取了「三統」之名﹐觀其所言之內容卻是空泛而無實義。康文曰「道統﹑學統﹑政統的三位一體是中國現代政治的軸心﹐也是中國現代政治哲學的精華。所謂道統是一種政治哲學﹐它闡述了一套指導政治實踐的基礎原則。…所謂‘學統’就是傳承道統﹐培養道統論實踐者的組織體系…所謂政統﹐簡單地說﹐就是當局…」簡則簡矣﹐不過只是些看文生義﹑想當然之言。康傳授當然有表達其個人觀點的權利﹐但以年夜師既定之言為外觀﹐偷換以本身不成體統的內容﹐企圖魚目混珠﹐實非學者所應為。 康傳授以為儒家文明以往三統俱存(雖然其所謂三統無實質的內容意義)﹐本日只須統合為三位一體即可建構成「暴政」。此論正如清未遺老們以東方一切文明中國古已有之之說﹐以拒東方文明之進侵一樣。以此心態來談文明﹐是梗塞本身的文明﹐而非向前發展之道。此同心專心態之構成一是在一種強勢的異質文明壓力下之封閉排拒之情緒反應。一是本于因經濟上小有所得而凸顯之暴發戶心態。當然亦不消除另一種假借文明之名而別有效心者﹐凡此皆非順適之道﹐而是一種心思之變態。 四、學術舞蹈場地之正軌 最后康曉光更提出﹐其實現暴政之具體辦法「儒化共產黨」﹐使「儒學代替了馬列主義﹐共產黨變成了儒士配合體﹐暴政也就實現了。」他認為「在儒化的問題上﹐共產黨與中華平易近族沒有最基礎的沖突。」這正表白了自認為儒者(亦便是未來暴政會議室出租下統治階層的一份子)的康傳授﹐對儒家文明其實一無所知。儒家精力的基點在于人之性命(今生命非只謂天然性命﹐更主要的是精力性命)﹐在確定人道之至善的條件下樹立人之品德精力性命。此與共產黨之否認所謂廣泛之抽象的人道﹐而只承認人之階級性﹐實為不克不及共存者。康傳授對于儒家之無知﹐只能道聽途說的剽竊儒家的一些名辭以為己用﹐怪不得他也可以說出「歷史上儒家是一個最勝利的宗教﹐天子就是它的教皇﹐整個當局就是它的教會﹐一切官員都是它的信徒。」等無歷史文明常識之語。歷史上的出仕于朝廷的儒士﹐以宰相為首﹐構成一實際政治運作之集團(即把握治道之集團)﹐但是在王權專制之下﹐公道之聚會場地治道實無軌制的保證。儒者只能以道統之尊以對抗王權﹐以品德天命之說來約制人君。故天子恰是儒者之對立體﹐他以打全國的非感性方法獲得政權﹐并以政權為其一家一姓之公有﹐但他從來不克不及代表道統﹐更說不上是什么教皇。朝廷以外﹐有更多不仕的儒者﹐他們在社會上從事于學術的探討與傳播﹐化平易近易俗﹐以傳載道統者自居﹐此在宋明之社會尤為凸顯。所以歷史之事實是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甚么「當局是教會﹐官員是其信徒」的情況。 牟宗三師小樹屋長教師有言:「請求現代化先得有現代化的頭腦﹐每一個概念各歸其本身﹐每一個概念都有恰當的意義﹐分際明白而不混濫事理﹐清楚而不攪和。這就是‘正名’的任務。共產黨就是應用名不正來攪亂全國﹐構成‘意底牢結瑜伽場地’(ideology)的災害。這種年夜混亂是要不得的。通過正名的任務﹐每一個概念有必定的意義﹐講事理的分際一點不亂﹐這樣子﹐我們的性命獲得一個年夜貞定。假設中國文明還能有所貢獻于人類﹐我們即須這般來正視它的自性。」學術為全國之公器﹐是因為學術有客觀的意義及軌跡﹐非個人憑空立言而可為學術。造學問始于一些基礎的觀念﹐基礎觀念必須有清楚的界定﹐觀念不決﹐則須層層濾清。學者若有一既定的觀念橫哽胸中﹐以之觀照事物﹐則絕不克不及正確清楚事物之理﹐此為立理以限事。觀念清楚方可作邏輯之剖析與推理﹐使觀念客觀化為廣泛之概念。此為東方哲學知識論之成績﹐我們絕不克不及因其為東方所出而本于反東方的情緒反應而輕易否認之。反觀本日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文明人﹐正恰是缺少此現代化的頭腦與為學的嚴謹精力﹐不受拘束主義知識分子常常只是看文生義﹐將一些傳統的概念作無限的引申﹐而生聚會場地出「傳統必惡」之情緒﹐由此而反對中國文明﹐他們對不受拘束主義之最基礎及其恰當的意義亦攪和不清。自許為儒者如康傳授等﹐更是缺少對儒家經典的基礎認識﹐對儒家文明之真精力毫無體講座場地悟﹐只是摘取先儒的片言只語﹐妄立別緻之論以聳動人心。共黨在過往五十多年來對中國文明極盡摧殘﹐本日自稱儒者的幫閑文人又不吝假儒家之名﹐曲解圣賢之言以文飾專制政權之非。此為中國文明的又一劫數。 二零零五年仲春三日
